重庆市
近日，人社部、公安部授予（追授）了全国14名公安民警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，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文越岭名列其中。
“这是我从警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，是组织和人民对我的信任，非常激动！”得知自己荣获英模的消息，文越岭激动地说。今年49岁的文越岭曾两赴南苏丹维和，经受了疾病和战火的考验，出色地完成了维和任务，并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、二等功，联合国“和平勋章”，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。
“其他人行，我也一定行”
第一次参加维和时，从重庆到埃及，转一次机，飞往南苏丹首都朱巴，再辗转到琼莱州首府波尔。20多小时后，文越岭就站在了非洲的土地上，过上了一种在国内时“无法想象”的生活。
南苏丹，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，经济落后，战火连天。“维护世界和平”这个满载荣光的口号，强烈地吸引了文越岭，支撑着他通过重重选拔和“死亡淘汰”，从100多名报名者中一路闯关，最终成为一名维和警察。但到了南苏丹，接踵而至的困境，却像大山一样难以逾越。
这里说是城市，实际上不过是辽阔的稀树草原之中一片低矮的聚居区，当地人还住在茅草屋里。
室外气温将近50摄氏度，每次外出执行任务，文越岭的背上、肩上都像是要烧起来；蔬菜更是“稀缺资源”，洋葱、土豆、西红柿是农贸市场里的“老三样 ”，还有一种只有在雨季才有的野菜，价格很贵；当地气候干旱，维和官兵们只能抽地下水来喝，喝完闹肚子更是家常便饭；按照当地风俗，为客人准备姜茶、咖啡是一种礼节，但他们递来的杯子，四周总是一刻不停地围满了苍蝇……
文越岭几乎夜夜枕着战火入眠，时不时就能听见一两百米外“砰”“砰”的枪响，像是放鞭炮的声音。起初，他心里发怵，总想着，万一冲突扩大，对方冲进营地来怎么办？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下，这些困难变得习以为常，“总不能不睡觉吧，就这么着吧。”他把生存包塞在枕头底下，里面备足了食物、饮用水、刀、打火机，还有证件和现金。
“一开始是完全不习惯的，但如果不习惯，这工作没法干。”文越岭不断寻找着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他渐渐发现，当地的野菜其实没有想象中的怪味，地下水烧开放凉，习惯了就不闹肚子了。
为了更好地跟当地人沟通，他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简单的土语、阿拉伯语，“遵守当地的礼节，他们会把你当作朋友。”
完全适应当地的生活，文越岭用了半年。光是水土不服，就折腾了他两三个月。接连而来的还有疾病，来到南苏丹后，分散各地的14名中国维和队员近一半得了疟疾。那种感受让文越岭印象深刻，口干、头晕、冒冷汗、浑身发冷，身体像是浮了起来，不停地发抖。“用我们重庆话说，这叫‘打摆子’。”
因为医疗条件不好，文越岭只能每天口服青蒿素，但病情仍然反复。最难捱的时候，他给自己打气：“中国警察没有因病提前回国的先例，这个光荣传统不能因自己而打破。其他队员都能坚持工作，我有什么不行？”
战火纷飞中，勇气和机智化解危机
在南苏丹的日子，文越岭始终穿行在战火和冲突中。
初夏的一天，文越岭和同事们外出长途巡逻。烈日之下，他们看到七八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旁。遍地暗红色的血迹散发着阵阵异味，吸引来非洲特有的巨蚊，车辆一经过，它们就“嗡”地散开。
那是文越岭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尸横遍野。
异味呛入鼻腔，文越岭身上有点发毛，但他强忍着紧张。“很多外国同事跟你在一起，你如果表现得过于紧张，甚至胆怯，人家对中国警察的印象就大打折扣了，会觉得你专业素养有问题。”来不及细想，他们赶紧将伤员送上直升机，开始着手调查。原来是两个部落之间发生了冲突，其中一个村庄几乎无人生还。
文越岭受到了很大冲击，“这就是真正的维和场景，维和就是战场，打仗是会死人的。”
除了勇敢，做一名维和警察还需要头脑。
“救命！救命！我们是中国人……被扣押了……”一天下午，文越岭正在营地工作，一个求救电话打来，电话那头慌张的声音是在南苏丹很难听到的母语。
原来，对方是中国建筑公司的两名员工。他们被当地人持枪胁迫，已经扣押在公司办公地两天了，又饿又渴。放下电话，文越岭和同事往扣押地赶去。
一路上，他忐忑不安。联合国有明确规定，维和警察没有执法权，不能直接参与处置当地事件，一旦参与处置就将面临纪律处分，甚至有被遣返的风险。“可是这是咱们中国公民，有事我也不能不管。”
如何既不违规，又能解救中国公民呢？驱车前往救援的路上，文越岭苦思冥想。
车停在一片空旷的工地上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间窄窄的简易棚户，顶上还贴着中国国旗。文越岭推测，这大概是中国员工的住宿地。隔着破烂的棚户，他看见两名中国公民正蹲在角落，而面前是黑洞洞的枪口。
文越岭的大脑飞速地转，他很快想了个办法。
望着屋子里的三名劫持者，他摘下了维和警察的蓝色头盔，说：“我不是来裁决这个事的，我是来当翻译的。”
短暂的沉默对视后，一名劫持者放低手中的枪筒，用蹩脚的英语说道：“好，翻译，那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给钱！”
两个多小时的沟通中，文越岭了解到，这个中国建筑公司雇用了这三名当地警察当保安，每个季度统一支付工资。
这个月，中国公司把工资支付给警察局后，警察局负责人没有及时将钱转到保安手上，他们误以为中国公司拖欠，便控制了驻地的两名中国工人要钱。文越岭边翻译边劝解，最终，误会解开了，三名保安放走了中国工人。
在危险发生的时候，文越岭来不及思考，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“虽然艰苦又危险，但都挺过来了，最后也活着回来了。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贵的人生经验，也是一个财富。”
再赴南苏丹，他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
第二次前往南苏丹参与维和任务，是在2020年。
这年，文越岭44岁。八年前第一次到南苏丹执行任务，他自嘲“啥也不懂，迷迷糊糊的”。
而这一次，他作为带队的老队员，担负了更多责任。“要把队伍平安带回来，一个都不少地回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”
就在那年，疟疾再次袭来。战友邹弋开始冒虚汗、发高烧，本人还以为是普通的感冒，但文越岭越看越不对劲，一模一样的症状，他在八年前都经历过。
不敢大意，文越岭赶紧联系了中国维和部队医疗队，将邹弋送到那里救治。生活上，他也像八年前战友照顾他一样，尽可能地予以帮助。邹弋胃口不好，文越岭就煮一些稀饭给他送去。
“他救了我一命。”回国后，邹弋始终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。就在他感染疟疾的前一个月，两名联合国维和警察刚刚因患疟疾离世。“如果没有文越岭，我不可能活着回来。”
阿拉丁是文越岭在难民营执行任务时认识的孩子，当时他14岁，已经在难民营里住了五年。他上过几年学，会说英语，因此帮着维和警察们做做翻译，有时帮忙跑跑腿、打打水，慢慢跟文越岭混熟了。
文越岭后来才知道，阿拉丁是因为家里穷不得不辍学的。他本是南苏丹本地人，战乱之下到北苏丹避难。南苏丹独立后，父母带着他和七八个姊妹又回到这里，没想到当地仍是冲突不断，他们不得不住进难民营。
看着这个衣衫破烂的孩子，文越岭不忍心，他给了阿拉丁两年的学费，“那时候我小孩跟他一样大，我小孩在读书，他却没有读书的机会。”文越岭希望阿拉丁可以继续读下去，“他说他也想当警察。”
2020年，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，非洲也不例外。
瓦屋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，居民的防疫意识也很薄弱，外出从不戴口罩。
为此，文越岭借鉴并提炼了中国在抗疫期间的做法，协助撰写《瓦屋地区新冠防范指南》，在任务区推广中国经验。同时，他每周定期参加疫情发布会，向地区全体警员通报疫情情况，监督防范措施的落实。
文越岭说：“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、发出中国声音的过程，中国人做了好事，自然而然会增加当地人对中国的好感。”他的做法也带来了显著的效果——在担任瓦屋维和警察分部新冠疫情防控责任人期间，瓦屋地区没有一个维和警察感染新冠病毒。
2021年，文越岭从南苏丹回到重庆，继续坚守在出入境警察岗位上。离开了战火和硝烟，他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社会的安全与和谐。
“公安出入境作为一个服务群众的警种，我当前的重心就是想着如何服务好群众。”文越岭说，随着越来越多群众和企业走出国门，大渡口出入境的办证量等也都有所上升。
为此，大渡口出入境通过开通便民利企办证绿色通道等措施，更好地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服务。
此外，大渡口公安还成立了文越岭劳模工作室，集约了经侦等相关警种，共同走进企业开展反诈宣传、法治宣传等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，解决企业在法律法规方面遇到的问题，护航企业健康发展。（大渡口区公安分局供稿）
本文来源：网易重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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